我们将通过区分“行动逻辑”和“解释”（理解），说明一个社会的真正风险，是认识论的错误。行动逻辑是行动学给出的逻辑，它是一种“理论”，而“解释”是历史学的方法，它并不确立理论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“科学”，是因为它是行动逻辑，而从现象的“解释”或“理解”中是不能获得“一般”的，即“解释”不是经济学理论本身，不能赋予经济学以“科学性”。

行动逻辑基于对人的行动本身的内省，来获得逻辑结论，它不需要外求。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可以回到他自身，问自己“人是那样行动或那样想的吗”，来对某个观点进行检视。这是因为研究者与他要考察的社会现象，都是由具有共同心智结构的人的行动所构成。行动逻辑（经济学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，正是因为人的心智结构的共同性。对社会科学来说，解释的方法也是需要的，但是必须是在“理论”（行动学）的方法用完之后。假如一开始就以“解释”代替“理论”，则是意味着无视人的行动的二元论特征或没有认识到社会的“目的论”特征。

假如我们承认社会是由人的行动所构成，那么社会的演化就不能被视为由某种“看不见的手”的选择所决定或由生产力所决定，而应该被视为某种支配大众的观念所决定。因此，社会演化是舆论战场上不同观念的对抗过程。当那种有助于个体幸福普遍增进的观念（理论）在舆论战场上胜出时，社会的进步才能发生。

新古典经济学，芝加哥学派，宏观经济学，行为经济学等都是使用“解释”的方法，而不是一般性的“理论”，比如为了解释构造某个“理论”（模型）。因为它们并不是基于真实的人（有目的的人或活生生的人），而是基于“本能”（自利）或虚构的“理性人”或“经济人”等概念，而这些概念都是为“解释”服务的。比如，张五常的“经济解释”就是用“最大化”与“约束条件”进行“解释”，一个例子是他用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。然而再好的解释，都不能代替“理论”，也不意味着能够建立“理论”。经济学中的“比较制度分析”也是如此，它只是对某种制度做出了解释，并不是确立一种一般性的理论。如上所述，这种“解释”的方法属于“历史”，比如历史学家韦伯的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”是对“资本主义”的一种“解释”，但是这种解释的合理之处在于“新教”所包含的“自由主义”精神。哈耶克的“知识”，也可以视为对“计划经济”不可行的一种“解释”。

解释的方法把制度（文化，知识，观念）视为外在于人的行动事物，或者说，人的行动被视为由制度决定的，因此，可以用“制度”（作为约束条件）来解释人的行动，这也是上述各经济学派，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特征。然而，制度是人的行动的具体结果，是“历史”。人们对制度的解释，总是包含解释者的目的与他持有的“理论”（看法），因此从制度的解释中不能得出规律，制度本身也不能告诉人们怎么做是“对的”。

行动逻辑确立了一种普遍的、形式化的“理论”，以及包含在这种理论中的规律，比如，协作原理或分工合作原理就属于这样的规律。假如无视这一理论与规律，而是以“解释”（历史）代替它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答案是“很危险”。因为这将意味着某种制度（如“国体”）将会被视为“权威”，“中学为体”这句话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，它构成了威权主义的认识论基础。当某种制度具有不可动摇的圣神地位时，这种制度将会束缚个体的自由，这样的思维也被称为“他律”。

根据行动逻辑，制度只是个体增进幸福的“手段”，是“选择”的对象，因此制度不应该具有上述地位。人们应该正确地选择制度来增进自己的利益，这才是“理性的”，这也包括在舆论战场上，让与这种制度相关的观念能够胜出。但是事实上，人们往往是被动地接受了某种观念或制度，当然这种被动接受也可以视为“选择”。

在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，包括在上世纪，国人确实试图打破旧制度，但是实际上又回到了之前的制度，也就是陷入“改朝换代”的轮回中，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认识论的错误，即长期来人们都是以“解释”（历史）的方法认识世界的，他们对于何种社会才能增进自己幸福的“理论”是无知的。

这种“解释”的方法，传递给大众的是某些人（如士大夫，皇帝等等）的“理解”（意志，观念），而这种“理解”又通过进入大众的头脑型构了“社会”，这就导致社会建立在人为的意志（理解）之上，而不是建立在普遍的、有助于普遍增进个体幸福的规律之上，这就导致了“封闭社会”，它的具体形态可以是专制，计划经济，或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等等。

这种以“解释”来理解社会的方法，是“静态的”，它容易使一个社会停留在某个状态中，使进步不再发生。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，都可以把它解释得很好。比如有人会“解释”说，“半市场半计划”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“优势”，因为它既可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，也能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。相反，“理论”的方法告诉人们，没有“最优”的制度，社会制度是一个不断地发现与依循规律而得到完善的过程。对这一规律的承认，是这一过程得以可能的条件。假如否定了它，那么“改革”也将难以产生，因为改革就是回到这一规律的过程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给我们造成误导，因为它使我们关注“制度”（历史），而不是“规律”与“过程”。当然这种概念本身也属于理想类型。

人总是想改善自己的境况，但未必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要对制度做出正确选择，首先要对认识论做出正确选择：把行动学逻辑而非解释作为理解社会的基本方法。通过认识抽象的、普遍的与确切的理论（规律），来型塑一个有助于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社会，即社会的演化是从抽象的理论到具体制度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