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农村缺医少药，加之我自幼体弱多病，饱尝疾病之苦。七十年代，祖母背上生了一个小疮，逐渐变大并溃烂。因家中拮据，她执意不肯去县医院，最终只能在家等待生命的终结。祖母的离去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为方便家人和乡邻看病就医，我自幼立志学医。但文革打碎了这一愿望，后虽被推荐上农业大学学习作物栽培，终究与初心相违。所幸后来进入政府机关，并走上领导岗位，为日后从事医改及医改研究创造了条件。

一、“两江”模式与“413”模式（1994–1998年）

1994年，国务院在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启动全国首次医改试点（简称“两江”医改试点）。当时九江市卫生局与劳动局因部门利益争执激烈，九江市政府决定由没有部门利益的市体改委牵头医改。我时任市体改委副主任，分管社会保障工作，由此我有幸参与了医改试点工作。“两江”医改方案由国务院领导牵头，多部门共同制定。因是全国首次试点，缺乏经验，方案侧重为需方（患者）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，却忽视为供方（医方）建立激励和约束，因而导致医保费用失控、基金入不敷出。因费用严重超支，政府无力支付医院，医院拒收医保病人，病人到政府投诉。试点最终草草收场，连总结大会都未召开。据说镇江费用超支情况比九江还严重。

在客观总结“两江”模式教训的基础上，我于1997年提出“413”健康保障模式（初称“413”医保模式）的构想，1998年正式发表论文。“413”即“四定一自由三方付费”。四定：定就诊医院或医疗集团、定医保费用、定医疗质量、定医院定点人数规模；一自由：参保人自由选择医院定点（即签约）；三方付费：患者就诊费用由医院承担大头、患者个人承担小头、政府支付特殊费用（如疫情等公共卫生支出）。简言之：建紧密型医疗集团 + 实行医保按人头付费 + 参保人有选择医疗集团签约的自由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
此后，我进一步提出“413”健康保障理论：谁“点菜”由谁“买单”，缓解看病贵；让更多大小医疗机构成为“一家人”，缓解看病难；唯有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、公立与民营公平竞争、管理与经办彻底分离，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看病贵与看病难。

“413”模式还主张：医疗服务的公益性，不取决于服务由谁提供，而取决于由谁买单。若由政府而非个人买单，提供服务的机构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，都能维护其公益性。

二、“413”模式的实践与挫折（1999–2001年）

1999年5月，我被迫调离市体改委，也不同意我调入市医保部门。为方便继续医改研究，我同年9月，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成立了全国首家民间医保研究机构——九江四一三医保研究中心。2000年6月，成功申请国家科技部“413”模式可行性研究项目。

一次与市劳动保障局主要领导聊天时，得知他正为寻找既能保证医疗质量又能控制医保费用的方法而发愁，我便建议尝试“413”模式。他欣然表示支持。经报科技部同意，九江成为“413”模式试点的合作单位。试点范围为市直单位。2000年下半年制定试点方案，试点于2001年1月正式启动，同年12月结束，实际运行了一年。

试点成效显著：“两江”试点期间（1995–1998年），九江医保费用以两位数逐年递增，四年统筹金共计超支4251.29万元；1999–2000年与国务院1998年44号文件接轨后，费用仍居高不下，两年统筹金共超支1058.61万元。而2001年采用“413”模式后，在医保筹资水平下降（由双基数筹资降为单基数，缴费比例由职工工资的11%降至10%）的情况下，统筹金结余514.07万元。参保人住院均次费用由1998–2000年的2880元降至2001年的1778元。医疗质量同步提升：1995–2000年，患者对医疗质量的投诉年均114人，最多一年达361人，2001年实现零投诉。《中国劳动保障报·医疗保险周刊》记者实地采访后，于2002年5月23日在头版头条报道：“九江市经过逐步调整，终于在2001年底，实现了医疗保险‘三满意’：职工满意、医院满意、政府满意。”

然而，因“按人头付费”未获国家劳动保障部认可，经行政干预，在九江医保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均不情愿的情况下，“413”模式于2001年底被强行终止。

三、理论深耕与舆论推动（2002–2009年）

为争取国家对“按人头付费”的认可，我从三方面努力：

第一、深化“413”模式的理论研究。

我再次申请国家科技部及当地省、市科技、社科部门课题，更多论文发表在《中国卫生经济》《中国卫生事业》《中国卫生资源》等期刊上。

第二、加大“413”模式的宣传力度。

在《中国改革报》《中国医药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宣传“413”模式；在中国人民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，并利用每年全国“两会”契机，通过代表、委员提交建议和提案，呼吁重视“413”模式的应用。

第三、争取领导和专家对“413”模式支持。

2005年8月，我撰写的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、看病难的总体思路》（体现“413”机制）的文章，被新华网、光明网、中国财经报等众多媒体转载，引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的重视。同年10月，韩副委员长在京主持召开有劳动、卫生、体改、科技等部门领导参加的“413”专题研讨会，建议重视“413”模式并提议由劳动保障部组织小范围试点。2006年12月，国家发改委在网上征集国家新医改方案，韩副委员长又将我起草的体现“413”机制的医改方案亲自转交给国家发改委，这为“413”模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视野提供了重要契机。

同时，“413”模式得到了国务院职工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社会保障专家宋晓梧，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、经济学家樊纲，国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、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蔡仁华等专家的重视与支持。

经过七年艰苦努力，在2009年3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9〕6号）明确提出：“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、按病种付费、总额预付等方式。”

终于“按人头付费”获中央认可，从此“413”模式的应用与推广不再有政策障碍。

四、地方模式的印证与局限（2010–2025年）

政策障碍消除后，我借助互联网发展与移动医疗、医共体建设的趋势，继续宣传“413”模式，同时开设了“413健保理论与方法”微信公众号，在各大专业网站及公众号上发表300多篇理论文章。“413”模式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，多地涌现出蕴含“413”理念的做法。最具代表性的有：2015年启动的深圳罗湖医共体模式、同年启动的安徽天长等医共体模式，以及2017年率先在尤溪县启动的福建三明医共体模式。三者在具体做法上各有差异，但有两点高度一致：建紧密型医疗集团；实行医保按人头付费。这与“413”模式的两项关键措施不谋而合。罗湖、天长和三明模式均已成为全国医改的先进典型，国家号召在全国推广。

这两项关键措施带来的成效也高度一致：一是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，方便患者就医；二是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，推动从“以治病为中心”向“以健康为中心”转变。但与“413”模式相比，这三处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：参保人没有自由选择医疗集团签约的权利，结果必然导致医疗集团垄断，严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。因此，尽管罗湖、天长、三明模式国家投入了大量行政资源，至今未能在全国真正推开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各地上报的统计数据虽显乐观，但绝大多数医共体有名无实。

五、任重道远的医改之路（2026年–）

赋予参保人自由选择医疗集团（医共体）签约的权利，打破垄断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，是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。实现这一目标，还需配套措施：

一是医共体不得拒绝任何参保人签约，违者取消签约资格。二是保费实行“钱随人走”，对不同签约人群设定更差异化的费用包干标准，如分为未成年、中青年、老年、已确诊大病患者等类别。

建议先在全国选择两个地级市开展试点，成功后再逐步推开。条件成熟时，应允许阿里、腾讯、京东等有实力的民营资本创办医共体，参与公平竞争。

当前，全国医保与医疗条件已有明显改善：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使“看病难”大为缓解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、慢病管理逐步规范，使“看病贵”有所减轻。但城乡居民，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病患者住院个人负担依然沉重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就医可及性与费用负担的改善，医保基金的风险监管难度也在加大。如何在控制医保费用与保障医疗质量之间实现双赢，仍是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。

自 1999 年离开医改一线后，我的医改研究便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。2003 年，年仅 53 岁的我就离开领导岗位，自此将全部精力投入医改研究。作为一名没有专业职称的普通公务员，申请研究经费始终异常艰难。转眼间，我已年近八旬，身体与精力已大不如前，难以再像往日一样写文章，搞研究了。这或许，就是我最后一篇医改文章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份坚守终未被遗忘。2021年，我被评为九江市首届“最美老干部”。这份荣誉让我既感动又温暖，在此，我由衷感谢市老干部局的肯定与鼓励。

回首近三十年的医改探索之路，我从未为自己谋过什么。坦白说，以现有的医保和医疗条件，我个人已经知足了。我之所以仍在坚持，只因心底放不下一个朴素心愿：让全国更多像我祖母一样的普通百姓，尤其是老年人，不再为看病发愁，真正实现病有所医。这便是我的初心，也是我毕生的追求。

这一生，我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只求无愧于心。只要曾经努力过，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名利二字，于我这般古稀老人而言，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。

2026年3月31日